在这个微尺度天秤中，如果说保障学术自由和防止学术腐败二者各执一端，那么学术自律便是一枚关键砝码：其若能够时刻维持在合理范围内，便可促进二者之间应然关系实然化，既保障学术自由的充分自主空间，又对学术自由施以必要的约束。

在古代社会里，能活着已是不易，更别提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孩子的姥姥很喜欢听老歌，拒绝接受新歌。

消费者协会本来可以成为最方便的救济途径，但消协除了协调基本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作为，听不听全在经营者，显然威慑力不足。所以，即便是突发事件，甚至紧急状态，第一，有一些基本的人权依然要充分考虑，如人的尊严，疫情大家都不好受，不能搞歧视，国外不能，中国人自己更不能，解决问题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毁掉人类的文明。宪法意识既维护人民意志贯彻的效率，也防范过度的权力使人民意志异化。平等精神的激励也是宪法意识的应有之义。（二）宪法意识有助于提升社会活力 宪法的各项权利是社会活力的基石。

曾见一地要求学生都向老师鞠躬，孩子们做操时一张张恐惧而不敢言的面孔至今记忆深刻。4、包容激励 孔子所期待的理想世界是大同世界，习近平同志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都有一个共同点，宽容包容、共同繁荣。第三，突出了《宪法》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的根本法地位。

特区内部各政党、社团以及不同行业和阶层的居民也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见解。而澳门地区此时尚未进入葡萄牙殖民管治时期，葡萄牙宪法对澳门的领土宣示并未在澳门产生实际效力，因而澳门宪制的历史并不能当然地以1822年宪法的生效为源头o。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承认《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而对于《宪法》在形成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等问题上语焉不详。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17]（P7）。

而那种基于《宪法》的理念、原则、精神及规范内涵以理解法律的情形并不被认为属于宪法适用。自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至香港正式回归，英国多次大幅修订两个宪制性文件，为过渡期内港英政府推行政制和法制两个方面的宪制改革提供宪制基础。

为保障《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承诺的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在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同时，全国人大依据《宪法》授权，分别于1990年制定了《香港基本法》、199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两部《基本法》通过的同时，分别通过关于《基本法》的合宪性决定o。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在制度依据层面，突出了《基本法》在创制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的功能，强调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由《基本法》规定，《基本法》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制度、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本地立法的依据。如果将《基本法》视为特别法，实际上是将《宪法》视为一般法，两者处于相同的效力位阶。现行《宪法》在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为区分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故有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之谓。

两个联合声明的签署和批准，为香港顺利回归及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为澳门顺利回归及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提供了法律基础。《宪法》作为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整个国家的根本宪制基础，要求特别行政区要尊重和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一切弥合价值分化和立场分歧的努力都应当回归到《宪法》和《基本法》的法治轨道上来，而不应诉诸暴力和破坏社会秩序等违法手段。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只具有中央通过《香港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权而非完全自治权。

香港回归后，此种认识在香港法律界始终保持着广泛的认受性，特别是在香港法院的司法判决中屡见不鲜#188;。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其一，将宪法适用局限于直接适用的范畴，即只有那种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决定、决议或者裁判、判断的情形，才属于宪法适用。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第21条均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特区行使主权，其标志是中国《宪法》的效力从此刻开始及于澳门。

这是中央向香港社会各界作出有关特别行政区的现行宪制秩序和宪制基础的最明确的宣示，具有标志性意义。《宪法》第89条第9项规定，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依据这一基本原则，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属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定并通过《基本法》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特殊的制度及授权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等，说到底，都是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而这一政治决断的法律依据是作为主权者意志载体的《宪法》。由此，在一国两制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难以形成共识，这也给香港问题的应对和解决造成诸多障碍。毋庸置疑，《基本法》作为香港和澳门的宪制性法律，在创制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功能。

因此，理解《基本法》必须首先理解《宪法》，换言之，只有从《宪法》层面才能真正理解《基本法》。在此基础上，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形成了与回归前完全不同的宪制秩序。

为加强对香港的有效管治，1843年英王通过王室特权立法的方式在香港地区分别颁布《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在保留为香港直接立法的权力的同时，授予香港总督及立法局、行政局等管治机构以广泛的管治权力。因此，《基本法》与宪法所具备的形式要素并无差异。

这不仅是一国两制长期实施的基础，也是《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发挥效力的必然要求。其二，《基本法》在地位和效力上与宪法基本相同。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2项、第14项、第16项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要求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宪制责任，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包括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内的香港社会的基本共识是，《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全部具有法律效力。全国人大于1993年作出《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决定自1999年12月20日起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明确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所辖区域。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制的差异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差异。

相应的，《宪法》第62条第14项规定，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该命题要求依据《香港基本法》推进香港政制发展，同时在《香港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必须从《宪法》层面进行理解和解释，《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共同对香港政制发展起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第五，《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虽然此时国家主要考虑台湾问题，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已于1982年9月正式开启。

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上述两个联合声明。例如，共同的内涵和特征、共同构成的方式与原则，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结构内《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的形态等种种问题，学界和实务界目前并未作出明确而系统的回应。

《宪法》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确认和运行、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保障作用。在理解《基本法》的性质和地位、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地位、特别行政区制度、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时，甚至在实施《基本法》过程中，都必须从这一基本点出发。韩教授并在其后的论文和访谈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二）中央层面提出并确认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入以及对其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最初由学界提出的这一命题逐渐成为被中央所采纳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大论断。

《基本法》是宪制性法律这种观点已成为通说，为各界所广泛沿用。四、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宪法》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这一命题并未获得非常充分的学理论证，在学理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9条和《澳门基本法》第144条，针对《基本法》的修改事宜，《基本法》在修改权、修改提案权、修改程序以及修改内容等方面均设有限制。第七，《宪法》的效力及于特别行政区，《宪法》当然也必须在特别行政区适用。

1976年葡萄牙宪法规定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特殊地区。既然如此，要全面理解《基本法》，就必须首先理解作为其制定根据的《宪法》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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